偉大轉折，打開革命新局面——記遵義會議
貴州遵義紅花崗區子尹路96號，一幢二層小樓臨街而立。
86年前，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指揮紅軍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在這里謀劃中國革命的道路。這就是我們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重大轉折點——遵義會議。
歷史長河波濤洶涌，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位于時間軸中點的遵義會議是偉大的轉折。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真正獨立自主，闖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之路。在這里，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黨在政治組織上和軍事戰略戰術上逐漸走向成熟。
2015年6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會議陳列館時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
86年后，瑞雪初霽，本報記者趕赴遵義，再次感受這次重要會議的精神力量和偉大轉折的歷史意義。
航向亟待扭轉，路線關乎存亡
那是個冷雨霏霏的冬天，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按照原定計劃，準備轉移到湖南西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后，數萬紅軍將士把英魂永遠留在了湍急冰冷的湘江。
歷史的指針撥至中國革命的這一危急關頭。
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渡過湘江之后，中央紅軍內部一直存在爭論。
1934年12月中下旬，短短半個月，接連召開三次會議。從老山界到黎平，從黎平到猴場，軍事指揮問題是爭論焦點。不久后，便召開了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會址就在這幢中西合璧小樓的二層，史稱遵義會議。會議室保留了當年的原物。房間一面墻壁上的掛鐘仿佛仍在擺動。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為“左”傾錯誤辯解。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分析了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尖銳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
這三天，既短暫又漫長。小樓的堂屋是彭德懷和楊尚昆的住處。從城外匆匆趕來開會的兩人，將兩條板凳搭上門板，就成了簡易床。1月16日，三軍團第六師在烏江刀靶水遭敵人襲擊，只開了一天會的彭德懷，即刻趕往前線……
三天會議作出四項決定，革命航船開始撥正航向。
根據在遵義會議陳列館展陳的陳云手稿記載，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經過一系列調整，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四渡赤水出奇兵，戰士雙腳走天下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劉伯承曾這樣回憶。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重整旗鼓，振奮精神，在新的中央領導的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1月29日凌晨，中央紅軍分別從土城的渾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拉開。
在四渡赤水紀念館，一段黨中央、中革軍委發布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摘錄這樣寫道：“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為了勝利，根據形勢隨機應變，邁開鐵腳板，變為運動戰。1935年3月4日，《紅星報》發表的社論斗志昂揚，“只要有正確的軍事領導，只要不怕疲勞，勇敢作戰，我們就能消滅和戰敗任何敵人”。
“四渡赤水出奇兵，戰士雙腳走天下。一渡赤水，擺脫被動；二渡赤水，遵義大捷；三渡赤水，引敵西進；四渡赤水，跳出重圍。兩個多月的時間，紅軍四次飛渡赤水河，穿插于敵人重兵之間，馳騁于川滇黔邊廣大地區，跳出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四渡赤水紀念館講解員的講解一氣呵成，讓人們感受到了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的高超。
勝利得來不易。遵義戰役中，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在遵義老城偵察敵情時不幸犧牲，他是紅軍長征途中犧牲的職務最高的指揮員；紅三軍團第五師政委鐘赤兵因身負重傷被迫截肢，他就用一條腿堅持走完長征抵達陜北。
實事求是闖新路，開啟革命新征程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1935年1月19日一別，彈指28年。28年后，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時這樣評價：“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么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遵義市長征學學會會長曾祥銑說，遵義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身在路線、方針、政策上面臨的突出問題。
穿越歷史的滄桑巨變，回望86年前的那段苦難和輝煌。讓人深切地感受到，每一步都生死攸關，每一場會議都是重大抉擇，每一個決策都關乎歷史方向。遵義會議，決定了一支軍隊的命運，一個黨的命運，以及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正是從大局出發，中國共產黨人敢為天下先，創造性地調整軍事路線、實行符合實際的戰略方針，才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征程，探索出中國革命道路的新篇章。
一部百年黨史，就是一部不斷化解危機、突破險境、抓住機遇、走向勝利的歷史。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28年艱苦卓絕浴血奮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曾渡過無數激流險灘。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是在執著理想信念的感召和堅守中實現的，它再次印證了道路決定前途命運，只有立足實際、獨立自主地開辟符合中國國情民情的道路，才能不斷走向勝利。
【感悟初心】泛黃筆記本中的信仰力量
每次到訪遵義，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感動。這次，由一渡到四渡，又細細重走了一遍。我一邊參觀一邊思索，除了戰略戰術的正確運用之外，到底是什么樣的力量支持和支撐著黨和紅軍能夠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情況下，最終擺脫危機。
赤水河畔，有一座千年古鎮，名為土城，地處貴州省遵義市習水縣。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便是從這里開始的。在習水縣土城鎮四渡赤水紀念館，展陳著一本已經泛黃的筆記本，到紀念館參觀的人們，稍不留意，就會錯過。
筆記本是羅有榮將軍生前所用，泛黃的紙張訴說著歲月的痕跡，清晰的字跡蕩滌著后人的心靈。
展出的兩頁紙上，記錄了1935年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時，朱德向全體指戰員的講話內容——
“一個共產黨員、革命戰士，要做到‘三個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錢，三不要家。自己不要命，是為了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能很好地生存！自己不要錢，是為了天下的窮人過上富裕的日子！自己不要家，是為了全國每個家庭都能幸福地團聚和生活。”
這段話，是羅有榮將軍于1988年根據自己的回憶整理的。看到這個筆記本的時候，我在想：“是怎樣的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才會在時隔53年之后依然清楚地記得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看著這個筆記本，我嘗試著用一名共產黨員的視角去解讀：“不要命”，說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今時今日，我們必須全力工作，擔負起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不要家”，就是“舍小家，為大家”，這是要求我們心中有大義，心中有百姓；“不要錢”，為的是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實現，使我們離這個目標又近了一些。
羅有榮將軍把這段話一記就是50余年，記住的是共產黨員的信仰和使命，這是他遵循的原則，更是他前行的力量。越仔細思索，越能感受到字里行間浸透著信仰的力量，無私無畏的力量。
讀懂了這個筆記本的意義，我一下子明白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那是因為一代代共產黨人懷抱信仰勠力前行。信仰是力量的源泉，戰爭年代如此，今天亦然。
走出紀念館，夜幕降臨，華燈初上，行走在土城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小院里一家老小正圍坐在電視機前吃飯，其樂融融；黃桷古樹下，居民們歡快地跳著廣場舞；長街被一排排溫馨的大紅燈籠點亮，紅色燈光的映照下，四處洋溢著安詳……艱難的歲月雖已遠去，民族復興偉業還在征途，我們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應該堅守這份信仰，為國家和人民負重前行。
老紅軍后代何莉繼承光榮傳統：“要把紅色故事一直講下去”
遵義土城古鎮有條老街，因為紅軍一渡赤水前曾駐扎于此，而被稱為長征街。老街上，灰瓦房、青石階、木門板，幾乎所有場景都保留著當年紅軍到來時的模樣。有一處“老紅軍何木林住居”常常吸引人們駐足。
這是紅三軍團第五師教導營班長何木林的住處。他1927年參加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加入長征隊伍，從江西老家跋涉到赤水河畔。1935年1月，艱苦的青杠坡戰斗中，何木林左腿嚴重受傷，昏迷過去。一戶趙姓的人家救了他，為躲避敵人的搜捕，村民把他安置在青杠坡的一個巖洞里，并悄悄送去食物和草藥。
“爺爺的腿痊愈了，但與部隊失去了聯系，所以決定留在這里。為了不暴露自己濃重的江西口音，保護救他的村民，爺爺就裝成聾啞人。”何木林的孫女何莉說，“這一裝就是14年，他沒有在外人面前講過一句話，一直到遵義解放。”
很難想象，一個人如何做到14年“守口如瓶”。何莉回憶，爺爺生前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我們國家現在困難，咱家日子還過得去，就不要給國家添麻煩”。新中國成立后，爺爺的紅軍身份得到確認，政府發給他的公費醫療證，直到去世也沒有用過一次。傷殘軍人撫恤金，他只領了兩年就不再領取了。自從參加長征離開家鄉后再沒回過老家。有人勸他申請路費回家鄉，他考慮到花費太多，便打消了回家的念頭，只是一遍遍念家書紓解鄉愁。
“何木林在世時，講述過很多紅軍故事，受眾超過萬人。遵從他的遺愿，家人將他生前最寶貴的手工自制彈匣帶捐贈給四渡赤水紀念館。他和紅軍戰友被安葬在青杠坡紅軍烈士陵園。”四渡赤水紀念館講解員指著一張何木林講課的照片介紹。
“紅軍的精神，不只是不畏艱險困苦、不怕流血犧牲，還有懂得知恩圖報。”這是何莉從爺爺身上學到的。如今，何莉一家仍住在土城鎮長征街的老房子里。他們把堂屋布置成簡單的展覽，參觀的人們都會來她家看一看、聊一聊。何莉說，如今她也在四渡赤水紀念館工作，“要把紅色故事一直講下去，這是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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