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鐵一般的剛性的紀律約束，保證全黨意志統一、行動統一、步調一致，形成堅強無比的領導力，確保黨的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講，嚴明紀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集中體現為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抓落實的能力及能效，紀律約束力就是黨的領導力的顯著標志和強大支撐。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國共產黨要有效應對前所未有的各種挑戰、化解各種風險、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進一步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使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
一、鐵的紀律是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力的鮮明特質
對一個政黨而言，黨的紀律是黨的建設的關鍵一環，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中國共產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每個歷史時期都極為重視紀律建設。黨的嚴明紀律，令行禁止，雷厲風行，不僅具有強大的約束力和高壓力，而且產生強大的執行力和戰斗力，顯示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磅礴力量。由此，鐵的紀律成為黨的領導力的集中體現和顯著標志，成為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
中國共產黨建立時，黨組織中有馬克思主義者，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圍繞要不要嚴密的組織與嚴格的紀律，發生了嚴重分歧與激烈爭論。比如，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黃凌霜等無政府主義者極力主張自由的聯合，反對黨的紀律和職務分工，反對黨的集中領導；李大釗等人則堅持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列寧建黨思想，建立有嚴密組織與嚴格紀律的工人階級政黨。爭論之后雙方分道揚鑣，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的組織。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建黨過程中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斗爭，為建立具有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入紀律嚴明的基因。從一大黨綱到二大黨章，黨的紀律成為討論的熱點。一大黨綱共15條900余字，雖然沒有專門的紀律條款，但包含大量關于紀律要求和黨內監督的內容。二大黨章對黨的政治、經濟、組織、工作等方面紀律作了明確規定。二大黨章共五章2400多字，專講“紀律”的就有9個條款700多字，占黨章全文的近三分之一，可見分量之重。
民主革命時期，黨員和黨的組織處在極其惡劣和殘酷的環境之中，嚴明的紀律是完成革命斗爭任務的重要保障。因此，“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與其他政黨的紀律不同，就是他的紀律是鐵的”。只有以鐵的紀律進行組織建設和革命斗爭，才能使革命不斷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開宗明義地提出：“嚴格黨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及全體黨部最初的最重要的義務”“只有嚴厲的（地）執行黨的紀律才能挽救黨的危機”。正因此，黨始終努力地打造鐵的紀律，這對于建設一個集中統一的具有強大領導力的政黨具有決定性的歷史意義。
鐵的紀律使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起來，革命斗爭形勢“摧枯拉朽”，不可逆轉。解放戰爭中，國民黨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有著極大的優勢，但國民黨及其軍隊紀律渙散，與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紀律嚴明形成鮮明對比，原本計劃要打五年的解放戰爭提前宣告結束。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不是靠人數取勝，也不是靠裝備取勝，而是靠鐵的紀律。中國共產黨用鐵的紀律武裝隊伍、靠鐵的紀律戰勝敵人，充分印證了毛澤東“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經典論述。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肩負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同時面臨從未有過的執政考驗和挑戰。黨的紀律建設持續推進，黨的組織體系逐步完備。1956年黨的八大制定了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的第一部黨章，明確指出：“黨是以一切黨員都要遵守的紀律聯結起來的統一的戰斗組織；沒有紀律，黨決不能領導國家和人民戰勝強大的敵人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黨的紀律建設由此快速推進。我們黨深刻總結“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的慘痛教訓，清楚地意識到“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十二條基本紀律，為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提供了基本依據。進入新世紀，黨中央經過試行完善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此后，還頒布《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等重要文件。黨的紀律建設的制度保障進一步增強，對嚴明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為了應對復雜嚴峻的風險挑戰，黨中央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用鐵的手腕加強紀律建設，打造鐵的紀律重塑黨的形象，使黨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一是確立紀律建設的治本地位，提高黨員干部紀律意識，提升黨的紀律威信，更加突出紀律建設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二是明確黨章具有“根本大法”地位，指出“黨的紀律主要包括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解決了長期以來紀律分類不清、內容不夠明確的問題，為黨員干部劃出了遵守紀律的行為底線。三是把政治紀律建設擺在首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為黨的建設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四是嚴格執紀，以更高標準、更嚴要求、更高質量管黨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
中國共產黨是靠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黨，也是靠鐵的紀律鑄造起來的黨，并憑借紀律嚴明的特質成為領導中國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領導力，在一定程度上突出體現為紀律約束力和制度執行力。也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這么大一個政黨，靠什么來管好自己的隊伍？靠什么來戰勝風險挑戰？除了正確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外，必須靠嚴明規范和紀律。
二、嚴明紀律是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力的強大支撐
回顧黨的奮斗歷程，探析黨的領導力建設的經驗和密碼，我們深刻認識到，嚴明紀律是一個政黨精神面貌和組織力量的綜合體現，更是中國共產黨堅強無比領導力形成的重要因素。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的建設，為形成堅強領導力提供了多方面的條件和保證。
1.嚴明政治紀律，增強黨的統領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就是嚴明政治紀律。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牢牢抓住政治紀律這個綱，始終把政治紀律建設放在第一位，推動全黨執行各項紀律，確保全黨團結統一，顯現出超強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
中國共產黨在誕生時就高度注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如黨的一大提出“兩個斷絕”，即“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再如1929年的古田會議明確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等一系列重要原則，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軍事必須服從政治。對此，毛澤東提出的“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形象地說明政治紀律是保證路線、方針、政策落實的強力手段，執行政治紀律的目的是貫徹政治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夯實政治紀律建設的制度基礎，出臺了許多黨內法規，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紀律要求。比如，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9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關于嚴明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通知》。黨的十七大報告特別強調“全黨同志要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始終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切實保證政令暢通”。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政治紀律建設作為黨的紀律建設的根本任務，制定實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重要條規。這些條規明確規定黨員干部不得公開發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違背歪曲黨的改革開放決策或者其他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文章、演說、宣言、聲明；不得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不得丑化黨和國家形象，詆毀誣蔑黨和國家領導人、英雄模范；不得歪曲黨史、國史和軍史。實踐中，這些條規首先將“四個意識”“兩個維護”作為政治紀律建設最重要的內容，不斷增強全黨政治紀律意識；其次明確政治紀律內容，提出“十二個不準”“七個有之”“五個必須”等要求，把抽象的政治紀律變成具體而詳細的制度文本；最后嚴查違反政治紀律問題，在全黨形成警示教育效應。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紀律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為方面必須遵守的規矩。加強政治紀律建設、突出體現黨的政治功能、確保黨的政治方向，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保證。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的構成要素，是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的關鍵所在。
2.嚴明組織紀律，強化黨的組織力
黨的組織紀律，是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在維護組織團結統一方面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是處理黨組織之間、黨組織與黨員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組織紀律建設，用嚴格的組織紀律培養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黨員干部，維護黨組織的純潔性和先進性，通過強化黨的組織力始終擁有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戰斗力，為貫徹實施黨的路線方針和戰略部署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中國有300多個政治團體，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不多、力量薄弱。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小到大、從弱向強，到今天擁有9100多萬黨員、成為長期執政的世界第一大黨，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始終高度重視組織紀律、夯實建強組織體系。中國共產黨要求每一位黨員必須絕對地遵守、自覺地執行、堅決地維護黨的組織紀律。為了革命的勝利，無數革命者在看不見的戰線、炮火紛飛的戰場，服從大局、服從命令，不惜犧牲生命，展現出高度自覺的組織紀律性。
黨的組織紀律建設強調組織原則。黨的二大明確提出“三個服從”，即“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不執行時，上級機關得取消或改組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四個服從”，即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尤其是黨章明確規定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規定了六項基本原則。所有這些都有效地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和全黨的團結統一。
黨的組織紀律建設重在組織制度。起先黨的組織紀律形式靈活多樣，主要是在黨章以及黨的重要會議上反復強調，專門的黨的紀律法規制度相對欠缺。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標志中國共產黨開始從制度上規定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及黨的委員會產生、工作任務以及紀律原則。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組織制度建設不斷加快，紀律法規日益完善。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一系列涉及黨的組織紀律的黨內法規相繼制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將組織紀律建設的要求具體化、明確化，比如重新修訂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等黨內法規制度，為推動組織紀律建設提供了更為扎實的制度依據。此外，扎實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和紀檢監察機構改革，為組織紀律監督執紀問責提供了堅實的制度規范和組織保障。
黨的組織紀律建設實踐告訴我們：嚴明組織紀律，有利于強化黨員組織觀念，促進黨員思想上認同組織、政治上依靠組織、工作上服從組織、感情上信賴組織，與組織保持一致而不另搞一套、維護團結而不拉幫結派，跟隨黨的組織一起成長；有利于督促領導干部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重大問題請示報告等規定，始終按照組織原則和規則為政用權、立身處事。由此，確保中央政令暢通，實現全黨意志統一、步調一致，確保黨員干部自覺服從組織安排，執行組織決定，接受組織管理監督，在任何崗位都用心履職盡責，為完成組織的使命任務而不懈奮斗。也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力量來自組織，黨的全面領導、黨的全部工作要靠黨的堅強組織體系去實現，全黨同志要相信組織、依靠組織、服從組織，自覺接受組織安排和紀律約束。這就深刻闡明了黨的組織紀律建設的極端重要性，科學地揭示了組織紀律建設是黨強大組織力和戰斗力的根基。
3.嚴明廉潔紀律，提升黨的公信力
廉潔紀律是黨組織和黨員在從事公務活動或其他與行使職權有關的活動中應當遵守的廉潔用權的行為規范和準則，是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廉政紀律建設作為紀律建設的關鍵，要求黨員領導干部永遠做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同時在各個時期堅決同各項違反黨的紀律規矩、破壞黨的形象的行為進行斗爭，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等法規，規定“黨員干部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清正廉潔，反對任何濫用職權、謀求私利的行為”，提出“四個必須、八條規范”的要求，劃定了不可觸碰的底線，引導黨員干部清白做人、干凈做事，做廉潔自律、廉潔用權、廉潔齊家的模范，以此取信于民，樹立廣泛的公信力。
1931年，蘇區中央局所在地——江西葉坪村的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仿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牟取私利。時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的鄧小平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均主張嚴格執行反腐肅貪的紀律通令，予以嚴懲。1932年5月9日，經中華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判決，謝步升被執行槍決，成為中國共產黨反腐敗歷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反腐敗的決斷力。
新中國成立后，一些黨員干部廉潔紀律觀念不強，甚至挑戰黨的紀律底線。劉青山、張子善曾為新中國成立進行過英勇斗爭、作出過一定貢獻，但進城后在剝削階級思想腐蝕下利用職務盜用公款171萬元、盜竊救濟糧、侵吞河工糧款，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毛澤東認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召集2萬多人參加公審大會，對二人執行死刑，這就是“新中國反腐第一案”。通過這個嚴格執紀的案例表明，中國共產黨堅決維護紀律威嚴，始終保持強大的紀律威懾力。
黨的十八大后，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魄力反腐倡廉，并且呈現三個顯著特點：一是反腐執紀無禁區。腐敗分子無論級別多高，都要接受黨紀國法制裁，任何黨員干部都沒有職位上的安全島，也沒有年齡上的安全期。比如對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蘇榮等一批正國級、副國級、省部級以上“大老虎”立案偵查法辦，打破了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的猜想。中國共產黨在堅定“打虎”的同時，堅決“拍蠅”懲治“微腐敗”，打破所謂“法不責眾”的觀念。二是反腐執紀零容忍。根據中國紀檢監察報的數據顯示，1979年至2018年上半年，共600多萬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黨的十八大至2017年10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置問題線索267.4萬件，立案154.5萬件，處分153.7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5.8萬人，樹立起“違紀必究”的紀律威信。三是反腐執紀常態化。黨中央堅持久久為功，黨紀利劍始終高懸。如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持之以恒一抓到底，時至今日標準不降、要求不松、措施不減、氛圍不淡，貫徹落實力度依然不減，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仍然堅持定期發布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的統計數據。2013年至2018年，群眾對反腐滿意度由75%增至93.9%，五年內提高18.9個百分點，有效提升了人民對黨的信任度。
4.嚴明群眾紀律，激發黨的號召力
黨的群眾紀律，是黨組織和黨員處理與人民群眾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是處理黨群關系的準則。一個政黨群眾紀律好壞，人民群眾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并會在關鍵的歷史時刻作出選擇。中國共產黨把群眾紀律看得極為重要，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因為群眾紀律嚴明贏得了民心，爭取了民意，進而使人民群眾認可我們黨、跟隨我們黨，使黨的凝聚力越來越強、社會號召力越來越強。
黨的群眾紀律集中體現為保護人民利益。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為軍隊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具體的細事小事，恰恰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群眾紀律嚴明嚴格。中國共產黨再三強調：各級黨組織和黨員不允許搞特殊化，不允許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侵占和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表現為全面徹底的紀律性。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對群眾利益秋毫不犯，逐步建立起黨群、軍民的魚水情，并動員起千百萬群眾踴躍投軍、支援前線。
黨的群眾紀律突出體現在捍衛群眾利益。1990年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201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都突出強調維護群眾利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則對違反規定超標準、超范圍向群眾籌資籌勞、攤派費用、加重群眾負擔的，扣留收繳群眾款物或處罰群眾的，克扣群眾財物、拖欠群眾錢款的，辦理涉及群眾事務時刁難群眾、吃拿卡要的，其他侵害群眾利益行為的，明令加以禁止。與此同時，黨中央加大力度懲治損害群眾利益、引起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腐敗問題，通過專項檢查、聯合執法、公開曝光、執紀問責等方式，深入整治征地拆遷、涉法涉訴、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環境保護、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違紀行為，加強對黨員干部違反群眾紀律方面的監督，維護黨的群眾紀律的嚴肅性。
中國共產黨用嚴明的群眾紀律約束自己的隊伍，約束黨員干部手中的權力，絕不允許損害群眾的利益。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看到人民軍隊路過農民的西瓜地不伸手也不停留，進入城市寧可露宿街頭也不打擾群眾，群眾發自內心地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點贊。人民群眾認可中國共產黨，黨的凝聚力爆棚、號召力空前，盡在情理之中。
5.嚴明工作紀律，塑造黨的優良作風
工作紀律是黨的組織和黨員必須遵守的工作職責和運行的行為規范。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變化制定許多嚴格而明確的工作紀律。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相繼印發各個領域黨的工作條例、地方黨委工作條例、機關工作條例、農村工作條例等，系統提出工作紀律的要求。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中央制定的許多黨內法規，圍繞調研、會議、文件、出訪、出行、新聞報道、文稿發表、匯報、報告、檢查、視察、審計、考核工作等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工作紀律。黨的十八大以來，“八項規定”的落實和執行，重點整治貫徹中央決策部署不力問題，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改善了黨風政風、提升了治國理政效能，在實施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領導力、推進黨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
嚴守保密紀律是黨的優良傳統。黨和國家機密只能依照法定程序在一定時限內使一定范圍的人員知悉。如果擅自公開或擴大范圍就是泄密，就會對黨和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造成損害，甚至帶來嚴重后果。因此，必須按保密制度辦事，把嚴守保密紀律作為神圣職責。戰爭年代一大批革命先烈為了保守黨的秘密、保存組織的力量、維護組織安全，在敵人嚴刑拷打下堅貞不屈，體現了黨的保密戰線高度的紀律意識，為革命事業作出不朽貢獻。
報告工作制度是黨的重要紀律。1923年中央頒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二號》，規定各區每月務須將“本地政治、勞動及黨務情況”向中央報告。解放戰爭期間，黨中央還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請示報告制度在全黨全軍普遍建立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既嚴明了工作紀律，也強化了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
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我們黨極其重視的工作紀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領導工作中的通病。我們雖曾多次向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宣戰，但效果不彰，時不時就露頭反彈，已經成為一種久治不愈的頑疾。《中共中央政治局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細則》強調，要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和韌勁，堅持嚴字當頭、全面從嚴、一嚴到底，堅決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重點解決作風飄浮、工作不實，文山會海、表面文章，貪圖虛名、弄虛作假等問題；解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消極應付、推諉扯皮，作風霸道、迷戀特權等問題，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嚴明工作紀律的決心恒心和耐力毅力。
黨的工作紀律直接影響工作能效，也深刻影響黨的工作作風。作風是黨的紀律的外在表現。一方面黨的作風要靠紀律。黨紀嚴明作風就優良，黨紀松弛作風就散漫。另一方面黨風對政風、社風、民風等具有引領和示范作用。黨風正則政風正、社風正、民風正；黨風不正，政風就會墮落，社風和民風也會敗壞。由此，加強黨的工作紀律建設是轉變作風、發揚黨的優良作風的需要，同時有助于提高領導能力和水平、鑄造黨的堅強領導力。
6.嚴明生活紀律，增強黨的人格力量
生活紀律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應當遵守的行為規則，涉及個人品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等。中國共產黨由先進分子所組成，歷來重視人格修養，把生活紀律和道德建設擺在突出位置。中國共產黨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造就了千百萬如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的“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形成了道德上的政治優勢。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諸多英雄人物身上閃耀著道德風范的人格光芒，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的人格魅力，并產生強大的感召力。實踐證明，黨的人格力量來自長期的生活自律和精神追求。正是依靠黨員干部嚴守生活紀律，彰顯黨的人格力量，才能團結和凝聚人民群眾、推進黨的偉大事業。
早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就指出：“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還作出“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的六條規定。毛澤東在“進京趕考”前為全黨立的這些規矩，也包含著嚴明生活紀律的要求。
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從未放松生活紀律這根弦，反復要求黨員干部做到：在平常生活中要警鐘長鳴，防止“糖衣炮彈”攻破脆弱的心理防線；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中保持清醒，防微杜漸，拒腐蝕永不沾，過好情趣關、美色關。針對現實中因為生活紀律松弛發生的腐敗墮落事件，一些地方還專門制定生活作風的“十二不準”。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培養“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要求和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等明確規定：不許生活奢侈、貪圖享樂，不許違背良俗、追求低級趣味，不許違反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規定領導干部必須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廉潔齊家，自覺帶頭樹立良好家風。
生活紀律不是個人小事、私事。生活紀律失守，不僅敗壞領導干部個人形象，落入品德惡劣和違紀違法的深淵，而且敗壞黨風政風和社風民風，造成不良社會影響。領導干部唯有嚴格遵守生活紀律，才能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帶動黨風政風向上向善，也才有為官從政的底氣、展現領導能力、創造工作績效，給黨組織和社會傳遞正能量，贏得人民群眾擁護，推動黨的事業發展。
中國共產黨以嚴明的紀律塑造黨的形象、鍛造黨的領導力，讓廣大人民看到黨依靠紀律嚴明和作風轉變，實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創造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奇跡、開創了治國理政的新局面，黨與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進而對黨心向往之、人跟隨之。由此驗證：中國共產黨具有堅強無比的領導力，而這種力量離不開黨的各種紀律的建設。
三、打造更鐵的紀律 鑄造更強大的領導力
當前，擁有龐大組織體系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前所未有、紛繁復雜的挑戰和風險，要切實擔負起崇高的使命，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需要一個更加堅強有力的黨中央、需要鍛造更加強大的領導力。這就要求我們更加注重黨的紀律建設，持續打造鐵的紀律，用硬權力為中國共產黨提供更強大的力量支撐。
1.從遵守黨章入手，把政治紀律嚴起來
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實踐告訴我們：“綱紀不彰，黨將不黨，國將不國”，“如果黨的政治紀律成了擺設，就會形成‘破窗效應’，使黨的章程、原則、制度、部署喪失嚴肅性和權威性，黨就會淪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這是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經驗的客觀總結，是應對世界變局的鄭重警示。
強化政治紀律建設、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因此，要把政治紀律當作帶電的紀律，進一步提高黨員干部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等政治紀律的認識；要明確政治紀律的內容，提高遵守政治紀律的自覺性；要貫徹關于政治紀律的制度法規，嚴查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問題，守住紀律的底線。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黨章是我們立黨、治黨、管黨的總章程，是全黨最基本、最重要、最全面的行為規范”。黨章明確了黨的政治屬性、政治綱領、政治目標等，規定了黨的政治紀律，具有最高政治權威。因此，要從遵守黨章入手，把政治紀律嚴起來，以政治紀律統領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建設，不斷夯實和增強黨的領導力。
2.健全監督執紀體系，全面強化黨的紀律
黨的紀律包含六個方面，監督執紀從輕到重呈現“四種形態”，包括遵守紀律和維護紀律兩個環節，紀律建設涵蓋制定紀律、監督執行紀律的全過程，因而是一個系統工程。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必須建立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的科學執紀體系，用紀律和規矩管住“大多數”，依據制度法規立案查處嚴重違紀的“極少數”。
一要以思想引領為前提，增強執行紀律的自覺性。加強黨員干部紀律教育，使紀律意識和內涵要求入心入腦。堅持抓早抓小原則，防止小問題變為大問題。堅持監督執紀關口前移，通過懲防并舉有效阻斷違紀進程，防止違紀演化為違法。
二要以嚴肅問責為基礎，落實紀律建設責任制。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落實好紀律建設的政治責任和黨委的主體責任、紀委的監督責任。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形成層層壓實責任、積極履行責任的態勢。完善追責問責長效機制，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健全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終身追責問責制度。
三要以全面從嚴為核心，提高監督執紀問責實效。無論黨委還是紀委或相關職能部門，都要把監督執紀作為應盡之責，形成從嚴執紀的強大合力。黨委（黨組）要認真貫徹挺紀在前的要求，抱著“敢管”的態度，把握“嚴管”的尺度，管到位、嚴到位。紀檢機關要在黨委（黨組）統一領導下開展監督，堅持督之有理、懲之有據，精準發現問題、有效解決問題。
3.把紀律轉化為黨內法規制度，強化紀律約束力
紀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黨的執政能力和治國理政的效率，嚴明紀律是提高黨的領導力的必要途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紀律的力量在于執行和落實。要防止各項紀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必須把嚴格執行紀律、維護紀律威嚴作為紀律建設的鋼鐵手腕，毫不含糊地執行紀律、毫不動搖地維護紀律、毫不留情地查處違反紀律的行為。
鐵的紀律是一種剛性約束，約束力源自于制度化。要善于結合實際提出紀律要求、制定紀律規范，善于將紀律轉化為制度和黨內法規，保證黨的各項決策民主化、科學化，保證各項政策的執行效能。與此同時，要用嚴明的紀律維護黨內法制和制度，以有效問責強化黨內法制和制度執行，同步增強紀律約束力和制度執行力。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要推動黨員干部按照制度履職盡責、運用制度謀事干事，用法規制度管權管事管人，防止法規制度變為“稻草人”“紙老虎”，確保法規制度發揮紀律約束力。
4.把執紀執法貫通起來，提升紀律執行力
紀律是治黨戒尺，法律是治國重器。樹立紀律的威嚴在于執紀，維護紀律的效力在于執法。黨紀與國法都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目標一致、相互關聯，但又各自獨立。只有把二者貫通起來，才能充分發揮黨紀國法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在完善紀律體系的同時，更加注重執紀的科學性，根據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從輕到重層層設防，增強黨的紀律威信。對于違法犯罪的黨員，按照“先處分后移送”原則，做好黨紀與法律的銜接，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法律約束的對象是公民，黨紀約束的對象是黨員。黨員首先是公民，必須守法，而且要帶頭守法。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一分子，必須把紀律挺在法律前面，做到黨紀先于國法、黨紀嚴于國法，用嚴格的紀律約束自己，不留空白不留盲點，提高執紀和執法的能力與效力，不斷增強和鑄造黨的堅強領導力。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 執筆人：王世誼，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